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2017年早春二月，汉寿县农业学大寨学习班（简称农学班）1977年(届)学员在汉寿县美丽的清水湖山庄举行聚会。此次聚会由学员、县人大原副主任李应常主持。四十年来，他们一个个由青春年少变得头顶华发，脸上刻画着勤劳和丰收的皱纹。大家久别重逢，握手、拥抱、摄影、话别情，拉家常，笑逐颜开。县史志办原主任刘新甫、县政法委原正局级协理员伍光栋、农业局原高级农艺师黎惠芬和我以老师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

    农业学大寨学习班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新生事物，在汉寿县活跃了三年，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一）农学班的由来

说起农学班，来头颇大。那是42年前的1975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后任党中央主席）来湖南调查，找了常德地委书记刘佳时和其他几个地区的书记，研究如何深入开展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动农业生产大发展。华国锋副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共产党在延安办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出大批英勇善战的干部，推动了抗战的胜利。现在农业学大寨，改变农村面貌，也像一场战争。我们也可办抗大似的学校，招收基层干部和回乡知青，经过学习，造就一批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江西省已经办起了这类学校，名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你们可以去看看。

华国锋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德地委书记刘佳时特别尊重他，对他的指示心领神会，坚决执行。他回常德，立即召开10县（慈利县当时属常德地区）、市委书记会议，研究办校。校有大、中、小，县里办校定哪级？难定。当时学习班的名称比较时尚，什么青年干部学习班、理论干部学习班、柑橘生产学习班等等，反正推动什么工作就办什么学习班。于是地委就将培养农村干部的学校取名为农业学大寨学习班。刘佳时书记要求学习班要出人才，出干部，要求各县抽调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办好这件事。

时任汉寿县委书记的何秋舫（后任常德地区常务副专员）执行地委刘书记的指示，更加坚定不移。8月的一天，他对我说：“世盈，县委研究要去你办农业学寨学习班，有困难吗？”那时，我是宣传部副部长，经常搞“中心”，正忙完了修大桥的工程，便乐意地接受了任务。接着，他又告诉我，还有东岳庙公社党委书记何星浦（后来任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调来办农学班。我知道何星甫是即将提拔的“县委常委”，更加体会到事关重大。心想必须办出特色，才不负重托。何星浦比我小一岁，年纪轻，脑子活，有文化，魄力大，是公社党委书记中的“领头雁”。办班一月多，他就被提拔为县委常委。

1975年8 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常德地区各县、市创办学习班的负责人，直接聆听了地委书记刘佳时关于创办农业学大寨学习班的指示。刘书记讲了办班的由来和重要性。接着又说，前些年江西省办了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养了一批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很多人回乡当上大队、公社书记，有的还当上了县委书记。你们县、市农业学大寨学习班培养出来的学员，今后要能当大队、公社干部，说不定县委书记也会从这个学习班里产生出来。最后要求我们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二）参观“共大”和大寨

农业学大寨学班是新生事物，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人人一头雾水。于是8月中旬，地委就组织各县、市办农业学大寨学习班的负责人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办学方法，到山西大寨大队学习改天换地的精神。

我们一行27人，由常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齐桂和地革委农办副主任张振国带队。那天，我们来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总校革委会马副主任首先让我们看江西“共大”产生、发展和取得成果的电影片，接着介绍作法和经验。

江西省91个县、市，设“共大”总校只一所、分校108所。“共大”是省长邵式平的创举。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邵式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期高级班（军、师级红军干部）学习，后留校任高级班班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校长。1949年，毛主席点名要他担任江西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后任省长。他在任期的1958年，创建了闻名天下的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周恩来总理题写校名，历时22年，为中国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被后世誉为“教育省长”。

我们参观时，邵省长已逝世10年，但他创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依然办得红红火火。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毛泽东主席很赞成这种办学方法。有一次，曾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视察江西后，给毛主席汇报，讲到了江西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事。毛主席说：“我们三十年前办过的事（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主要是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现在江西省又办起来了，我很赞成。”还称邵式平是无产阶级教育家。因此，当时华国锋主张用这种方法，希望培养出一批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接着参观大寨大队。那天，我们乘汽车到了山西昔阳县。县招待所很小，参观大寨的人很多，我们只得住宿在城关镇东关大队的三户农家，睡炕头。

　　第二天早餐后，昔阳县农办一位同志领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大寨。车子一出门就往山上爬，不一会儿，拐了好几个弯，又继续往上爬。大约爬到上午十点，终于来到了大寨大队。一下车，只见公路上银光耀眼，原来是太阳光照射路面冰霜的反映。山上的气温摄氏零下，我们只穿着两件单衣，并不觉得冷。

　　只见有几位农民背着锄头和镐头，去挖山填沟造平原。大寨座落在山旮旯儿里，因为挖山填沟种粮食，全国许多家报纸都刊登他们的优秀事迹。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所以近两年到大寨参观的络绎不绝。大寨大队男女老少只有300多人，整天忙于生产，没有时间接待数以万计的来客。除了中央首长视察，由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接待外，其他参观的人都由县里派人接待。我们参观时，原党支书陈永贵已经被调到北京当副总理。

　　昔阳县农办的同志领我们走上一道山坡，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弯着腰锄玉米地里的杂草。尽管人们熙熙攘攘，她连头也不抬。可能是司空见惯了。走过玉米地，迎面是一片苹果园。过了果园，便是人造平原。这里原来是一条大山沟，大寨农民将山沟两旁的土石往下填，只花一年多工夫，就填成了现在的一块小平地，面积40多亩，称“人造平原”。这块地上种着玉米和小麦。在玉米行间有一串串黑色的小管子，管子里冒出细小的水注，如同渗出的山泉。我不知道是什么？农办的同志告诉我说：“是滴灌，是解放军支持的。大寨干旱严重，有了它，才能保收。”

从人造成平原转过一道弯，来到另一条山沟，抬头望去，便是人造梯田。那层层梯田越往上越小，好像挂在山坡上的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我们一路坐车来，看到的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而大寨大队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禁感叹地说：“大寨真的改了天，换了地啊！”

我们办农学班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这种改天换地的带头人。

（三）农学班的筹备

我和何星浦从大寨参观回来，已是9月1日 了，按常规正是学校开学日期。可是我们的农学班“八”字还没有一撇，怎么办呢？

9月6日，汉寿县委常委对农学班的筹备作了专题研究。首先是地址。农学班学农，故名思义不能办在县城，只能办在农村。当时，恰好县农业局在城南5公里处的夹堤水稻良种繁殖场有个农校，常年招生40人。常委决定，以此为基础，向四周延伸，给开办费两万元。

其次是规模、招收对象和学制。决定第一期招收学员300名。名额分到各公社，由公社推荐。招收对象主要是现任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少数优秀的回乡高、初中毕业生，并要求三分之一是女性。通过学习，能有三分之一的学员可担任大队党支书。学制为一年，社来社去，县里不包分配。

再者是学员待遇。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吃饭全靠挣工分。学员主要是大队、生产队干部，也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学习时生活待遇怎办呢？学员学习期间，由所在大队按同等劳动力计工计酬。大队干部在大队工作，本来就有这种待遇，现在来学习，相当于脱产干部带薪学习。

学员每人每月自带大米30斤，由县补助12斤。县财政每月给每个学员补助人民币15元。副食品供应视同城镇居民，每月能买到一些凭票供应的猪肉和豆腐干等。这个伙食标准略高于当时的中学生，所以开学时伙食差，有时用酱板做菜，后来学员们养猪、种菜，才逐渐改善了生活。

　　教师是办学的关键。由县委组织部选调政治思想好、工作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的同志来农习班工作。县委决定，农学班建立党委会，由何星浦任书记，曾纪书（原洲口公社党委书记）和我任副书记，宣传部干部刘新甫、洋淘湖农场干部伍光栋为党委委员。原夹堤农校校长王秀介为党委委员，主管农业教学和田间劳动。周文庙中学教师何香梅任办公室主任，兼任女学员工作。

教员有原县农校从省农学院毕业的黎惠芬继续教植保。同时还从农业部门抽调了熊肇桃、陈善慈和邱敦宽等三名具有大学文化又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当教员，分别担任栽培、土肥、水稻和棉花等课程。没有开设语文、数学课，却开设了政治课，抽调了一位大学政治系毕业的中学教师李喜初任教。

　　从9月25 日开始，学员陆续来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干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干部，三分之一是回乡的高、初中毕业生。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8岁。一个个生龙活虎，热血沸腾。

          （四）县委的重视

汉寿县委对农学班非常重视，简直视为掌上明珠。

1975年10月6日举行开学典礼，有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政委白连清，县委副书记周立民、雷志刚，有县委常委李干忠、黄再生，有县委委员萧晋，还有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农办、县文教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

这些领导人的出席，对学员是个很大的鼓舞。大队、生产队干部平日里很难见到县领导。这次台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县领导，他们觉得农学班不同于一般学校，也不是那些专项学习班。　

典礼开始，在鸣炮和鼓乐声中，夹堤农场子弟学校50名少先队员排队入场向开学典典礼堂献花、致词，县委副书记白连清、雷志刚在讲话中，要求农业学大寨学习班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雷副书记主管农业，特别强调，边学习，边实践，创造一年麦、稻、稻三熟制，亩产两千斤。

所谓麦、稻、稻三熟制，就是在一年中收获三季，第一季在先年冬种小麦，第二季收罢小麦插早稻，第三季收罢早稻插晚稻。当年汉寿县粮食平均亩产刚过千斤，要求过两千，任务非常艰巨。

农学班上午上课，下午实践。实践基地从良种繁殖场就近划进20亩水田和三亩菜地。

300名学员和20多名教职员工一下涌进规模狭小的夹堤农校，住宿十分紧张。特别是缺少课桌，因此我们在入学通知书上，要求一人带一把小椅子。这小椅子上课、开会都比方便。可是，有些学员坐不惯，说是农学班还不及小学，小学生上课还有课桌。我们说，“抗大”的学员，把背包当课桌，坐在地上听课。比起他来，我们有小椅子坐就应该知足啊。何谓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就是从小事的艰苦做起。“抗大”艰苦奋斗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和军事干部，我们通过艰苦奋斗要造就一批优秀的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

办学三个月，根据学员们在大队（村）和农学班的表现，农学班党委研究决定吸收戴道晋为共产党员（现任湖南省政副主席）。他当年18岁，高中毕业，任汉太公社永兴大队团支书。在农学班担任连队团支书，学习、劳动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入党没有预备期，公社党委听说他入了党，马上要他回大队当党支书。

1796年元月，农学班又出一件激励人心的事。县委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团，从农业学大寨学习班抽调了100名学员参加，与从县、公社（乡）抽调的干部一样。工作团结束，个别的被留公社工作，大部分回原单位，还有一部分继续当“专业性”的工作队队员。四年后，这批“专业性”农村工作队队员，被安排到县棉纺织厂当中层骨干。

寒假前，地委组织了一次巡回检查，发现不少县住宿条件差，学员待遇也差，退学的不少。他们都羡慕汉寿，学员巩固，学习情绪高，劳动成果好。

两天检查完毕，晚上在地区行政公署农委小会议室开总结会。有的人怀疑这种办学的方法，是搭棚卖绣花针——架子大买卖小。办学的是县级、科级干部，而学校的设施、设备还不如一所中学。所以就把办学的干部抽走了，学员也像是黄瓜打锣，去了一多截。

还有的说，这种农学班只有常德地区办，其他地区没听说办呢？地委副书记詹顺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如果大家都想让别人先走了你再走，怎能走出路来呢？办事总要有一个打头阵的嘛！”态度非常坚决，要继续办下去。詹副记当即表示给各县、市农学班分配一台手拖指标。”

现在农机堆积成山，到处搞推销，可那时工业生产供不应求，买台手拖如同当今买“宝马”，稀罕得很。“宝马”只是价贵，不要计划指标，而那时的手拖你有钱没有计划指标也买不到。所以，对一个生产大队（村）来说，买手拖简直成了一种奢望。手拖好啊，既可以运货又可以坐人，比板车工效高出了十多倍。我们农学班几百人的生活物资全靠一部板车从县城运输，主管后勤的党委委员伍光栋和从商业部门调来的会计王明德起早摸黑买菜买米，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王明德还提议工作人员凑钱买手拖。当时我们的月工资只有50元左右，一台手拖需8000元，哪能凑得来？　

　　于是就找县委何秋舫书记想办法。一天清早，我赶到县委机关大院。何书记正在二楼卧室前刷牙，嘴角上还留着牙膏泡沫，抬头看到我，连忙问道：“世盈，来这么早有什么事？”

　　“向您汇报农学班买手拖的事。”我又焦急又惶恐地说，生怕搞不成器。

　　何书记又问道；“有指标吗？”他担心的也是指标问题。

　　我回答说“地委詹副书记给各县农学习班戴帽（指定）分配一台。”

　　他又问道：“多少钱？”

　　“八千元。”

“这样吧，指标如果没到，你先在县里借。钱，我会给李干忠同志说。”当时李干忠是县委常委，管钱的。三言两语就把手拖买成了，我连楼都没有上。这就是当时县委何书记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五）刻苦的学习精神

农业学大寨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以农业生产实用为主，所以老师们要编写教材。学员听课照抄老师的板书，高中文化的学员轻而易举，小学文化的则抄不上，只能课后，再借同学的抄。这种没有课本的教学，好比赶鸭子上架，老师们被赶上去了，学员们也被赶去了。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刻苦学习的精神。

　　周文庙公社学员彭腊年，二十多岁，中共党员，妇女队长，只有小学文化，一堂课下来，记不了几个字，急得直哭，苦恼地说：“干工作，我从来没有落后过，这记笔记硬是跟不上啊！”晚上，她备了一盏小煤油灯，集体熄灯后，就轻轻巧巧地借同学的笔记抄写，不管认不认识的字，先一古脑儿依葫芦画瓢抄好，再请同学一句句的教。

　　彭腊年的加班，带动了一批学员。一霎时，每天熄灯后，寝室里悄悄地亮起了不少的小煤油灯。管理生活的党委委员伍光栋限令熄灯后不准加班。但是学员们想出了对付老伍的办法，他们就在天亮前的两小时，不声不响地将小煤油灯点燃。

朱家铺公社学员郭子宽，是一个优秀的生产队队长，被公社拟订为大队干部人选，送来深造。他文化水平太低，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箩筐。但是，他学习的决心很大，每天请同班同学曹石保教他学五个生字。

（六）忘我的劳动精神

农业学大寨学习班学员上午听课，下午劳动，晚上做作业。劳动，不记工分，也不计报酬。

开学不久，农学班修建厨房和厕所。后勤组到赵家河砖厂买了两万块红砖，运距8华里，需运费400元。党委委员、教务主任刘新甫建议发动学员搬运。

　　主管内务的曾书记积极赞同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怕只怕那些女伢儿吃不消。”我说：“试试看，让男学员挑运，女学员堆码。”

　　红砖场座落在赵家河南岸，河宽200米。每块红砖先要从4米高的窑顶挑到木船上，接着把船划到北岸，再从船上卸下，挑回农学习班。当时的板车如同现在的豪华小轿车，稀罕得很。有一次，我和何星浦从县城返校，途中能坐上一驾驴子板车，也高兴得不得了。如此多的学员运红砖，没有板车，只能肩挑。有的学员没有带撮箕、扁担，就到附近借。一时把附近农户的撮箕、扁担都借光了。

　　学员们本来都是生产队的主劳力，现在汇集一起，人人奋力向前，那争先恐后的劳动热情无法形容。

　从窑上挑砖的学员，每担挑到了30块，差不多200斤啊！。曾书记一边挑砖一边对学员们喊道：“少挑几块，走慢点！”我劝曾书记休息。他说：“我边挑边看着，生怕这些伢儿得摔倒。”结果两万块红砖的搬运任务，只有两个多钟头就完成了。

上课讲土肥、栽培。老师们结合实际，提出改良土让。夹堤农场水田、旱土土壤粘性重，不利于植物根系伸展，种棉、种菜、种水稻都不能高产。如果农学班的稻棉不能高产，就没有示范作用，也不能出成果，出经验。那么，县委雷副书记提出的麦、稻、稻三熟，也就会成为泡影。怎么办呢？学大寨，首先在农学班发扬大寨精神，大寨能治山，我们就能治土。于是决定在土里参河沙，改良土壤。

县城北面原来是沅水河道，淤积着大量河沙。从农学班到河沙处有7公里，采取船运、肩挑。早上六点出发，可运一趟。运沙由组织能力较强又敢于吃苦的党委委员伍光栋组织，只一周就完成了三亩菜地、两亩试验棉地和两亩试验田的参沙任务。师生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见菜地的菜、地里的棉、田里的稻比四周老百姓的长得水灵，绿油油的，脸上泛起灿烂的笑容。那两亩水稻试验田因为改了土壤，实行麦、稻、稻三熟，亩产达1800斤。在汉寿县粮食亩产记录上独树一帜。当然在农为科技进步的今天，即使亩产三千斤，也不足挂齿了。

那两亩棉花也因为改良了土壤，亩产过两百斤。为全县亩产之最。

有时，农学班出现一些特殊劳动任务，学员们总是抢先去干。有天晚上8点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主管基建的杨宝兰急切地说：“刚才从灰矿运来了两车石灰，汽车要连夜返回，否则要出延误费，还要安排司机的食宿。怎么办呢？”

　　附近没有搬运队，也没有闲散劳动力可请。再说晚上，又有谁愿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儿呢？我走到第一连寝室，寝室里亮着许多小煤油灯，学员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做作业，静得连绣花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真不想打扰，但是卸车紧迫，便对一连连长萧圣道说：“现在运来了两车石灰，请你悄悄地找几个学员帮助老杨卸下来。”

　　萧圣道原是周文庙公社红菱湖大队党支部委员、管委会主任。他二话没说，拿起铁锹，邀了五名男学员，爬上石灰车，打开挡板，把石灰一锹锹地往下掀。第二、三连的学员见有人卸车，也不声不响地拿来铁锹、锄头帮助干。

　　天空一片漆黑，那时没有电灯，虽然亮出了一些小煤油灯也无济于事，因为扬起来的石灰粉末，好像浓厚的烟雾，笼罩着汽车和卸车的学员们。幸好有几位女学员赶来，亮起了几只手电筒，这才看清楚那些满身沾着石灰的学员，不是几个，而是几十个，他们从头到脚都白了，只有两只眼睛闪着亮光。仔细一看，还有一些女学员也参与其中。她们的头上虽然包裹着毛巾，那乌黑的长发上依然落上了许多石灰粉末。我连忙对着迷雾大声喊道：“请女学员赶快回寝室！这里不需要你们，何必人人都弄得一身灰呢！”男学员也怜香惜玉地命令说：“要她们别来，硬要来，都快些回去！”

　　女学员根本不理睬，继续使劲地卸着石灰。我只得拿着锄头，率先走出迷雾阵。可是我的“带头”也不起作用，她们还在干。没有办法，我只得将她们一个个拖出来。第一个被拖出来的是周文庙公社的学员蒋元香。她个子小，长得又秀丽，连里根本没安排她，是她悄悄来的。她被我拖出来，喘了几口气，趁我松开手，又猛地钻进了灰雾中。其他的女学员就再也拖不出来了。此时没有口号，也没有表扬，有的只是相互理解和支持。四十多年，我还记得蒋元香那稚嫩脸上的酒窝，记得那天晚上的特殊劳动。

　　不一会儿，两车石灰卸完了，大家从白茫茫的灰雾中钻出来，成了雪人，一脸白灰，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一个说：“你一鼻子石灰，活像戏台上的小丑。”另一个也不示弱，回敬道：“你满脸都变白了，成了奸贼曹操呀！”场上笑声阵阵，谁也不觉得累，谁也没有想到奖励和报酬。

（七）农学班的影响

农学班连续办了三期，第一期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第二期1976年下半年到1977年上半年，第三期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这次我们参加的是第三期学员聚会。1978年下半年，将农业学大寨学习班改为了汉县农业中专，由县教育局管辖。同时也改变了招生对象，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办农学班的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或调入县委机关、县党校、县农业局。　

现在回忆起来，农业学大寨学习班亦学亦农的学习方法有些悖理。但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特殊时期，用这种特殊方法，也培养出了一批特殊人才。

在农学班里，我们贯输的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一种纯朴的思想感情，无论领导、师生谁也不计较名誉地位。当时大家的思想很纯洁，学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常想，那么多智商高的大男大女，朝夕相处，要是现在，恐怕连荷枪实弹的警察也管不了。可是，那时常讲无产阶级纪律，常批资产阶级思想。

按民兵建制，连队设党支部。一个连配有一名辅导员。一周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防微杜渐。所以，农学班正气凛然，学员们受到良好风气的熏陶，也留下了人生中深刻的印象。原县国土局局长邓相仁，从农学班第一期毕业回公社，当了大队党书记，继之当公社书记，后来又当了县国土局局长。有一次他和我同时参加一个会议，发言时还引用我在农学班说过的话。他说：“那时，周部长就经常教育我们说，‘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

在农业科学知识方面立竿见影的是植保知识。教植保的黎惠芬，省农大高材生，教学生动有趣，带学员在稻田棉地识别病虫，防治病虫。那时水稻、棉花病虫害非常严重，而公社植保站只有一名植保干部，所以对公社数万亩水田、旱土作物的防治鞭长莫及，往往造成不小损失。农学班学员回大队都能担起植保的担子，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所以在推荐和选拔干部时，他们总是名列前茅，首屈一指，受选机会较多。原三和乡人大主席蔡平岩从农学班回东岳庙公社蔡家巷大队当党支书时，有一次我上他们大队调查生产情况。他见了特别亲热，还感激地说：“我在农学班学的植保知识，一回来就用上了。有些忘记了的，就翻听课笔记。”

其次是政治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农学班的政治课教材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学习时事政策。1976年高考恢复。农学班党委研究决定，凡愿意参加高考的学员，只听政治课，其他课可以放弃。有5 名学员，他们组成复习小组，复习语、数、理、化。结果这5名学员都考上了大学，现在身居要职。

后来，县人事局当年招干、招教、招工也把考政治作为重要内容。凡是农学班学员参加考试的，政治科可算得天独厚。曾当过县工商联主委的周国华，当年参加招干考试时，政治分数在30名考员中，独占鰲头。